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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规模和力度都颇为罕见的税改计划，这一旨在通过减税刺激经济的计划引发了全球关注。

从历史上看，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并不是特朗普才有的，各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曾经采取过不同形式的“减税计划”。在中国，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之治”，其共同特征是，国家初建、百业待兴，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巨大，而所有这些时期所采取的政策也都有一个共同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近代世界历史上，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的“里根计划”，以减税政策为主成功使得美国经济迅速走出滞涨的泥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道理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税收取决于税基和税率两个因素，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一定限度后，再提高税率将侵蚀税基，税收收入反而下降。
这就意味着，在税收过高的情形下，通过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虽然税率下降，但是税基由此而变大，反而能够使得税收收入增加。
这一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因为是由美国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拉弗率先提出，被称为“拉弗曲线”。从效果来看，历史上的历次减税政策都有效地刺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客观而言，美国政府此次推出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是对其本国制造业长期不振、经济疲软、就业压力巨大的一种自然反应。可以预期，这一方案虽然短期内可能会为美国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但长期将大力的刺激美国经济体的复苏。
从全球经济来看，当今世界已经处于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市场规律下，企业作为追求利润大化的主体，必然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走到“公共服务足够好，税收足够低”的国家，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和我们每个人追求“物美价廉”的东西是一个道理。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竞争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的竞争，而“税收”是对公共服务的定价。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竞争的核心。一个国家要想吸引企业投资，助力经济增长，就必需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又收取较低的税收，否则，注定要在世界竞争中落伍。
就中国而言，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是一个长期以来的普遍问题，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热议，甚至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死亡税率”问题。
如果考察税收，我们需要比较的不仅仅是税收这个“价格”高不高，而是“公共服务”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和“税收”足够匹配。如果公共服务质量足够高，那么“税收定价”高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中国的税收不仅仅体现在“名义税收”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类“公共服务质量”没有即时改善，审批刁难、办事拖延、招待费等隐形的制度性成本构成来“隐形税负”，是造成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过高”的重要原因。
美国作为大经济体的这一大规模减税计划必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就中国而言，从内在需求看，近一些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利润微薄，有着巨大的下滑压力和出走动机，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使得实体经济从中获利，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外部压力看，这一巨幅减税计划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国外投资，其他国家的投资会涌向美国。如果我们不进行减税，则可以预期，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下降，国内的企业会加速走出去，我们会面临着更大的资本外逃的压力、储备流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在这一博弈的过程中，谁行动的越早，对谁就越有利，反应迟滞则受损更严重。
不管我们情不情愿，当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减税计划时，中国必需要有所应对。客观来讲，如果我们也能够加入税收竞争，一方面，通过“健体”来实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民众消费，提高本国公共服务的“性价比”，那么，则可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则在全球竞争的情势下，经济增长的压力会持续加大。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于全球经济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有可能变成正和博弈。一方面，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的普遍原因是，本国企业税负过重、公共服务不力，导致各国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全世界的经济体都面临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而作为全世界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减税竞争，一方面，有可能为世界各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带来示范效应，刺激各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世界上两个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复苏，也必然会带动全球经济外部需求快速的增长，刺激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全球经济的正循环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也是大国责任的表现。
因此，无论从客观来看，还是主观来看，我们不应该对于减税竞争抱有敌意，而是，客观冷静的分析形势，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助力中国经济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