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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央企的分公司屡屡上榜，却少见到运营商们有什么公开的举措，承诺检讨和改进。这种有恃无恐极大弱化了“不良名单”的威慑作用。

　　据工信部网站4月30日消息，2019年一季度，27家违规企业被纳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1家分公司，中国电信4家分公司，天翼、咪咕等企业均“上榜”。

　　运营商进入“不良名单”，早已不是新鲜事，三大国有运营商无一幸免。例如，在工信部2019年公布的批“不良名单”中，中国联通长春分公司、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电信赤峰分公司等多家企业纷纷上榜。

　　电信“经营不良名单”，是相关部门为了改善电信市场环境，而进行的监管方式创新。一旦进入“不良名单”，意味着经营存在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违规行为，意味着企业管理出了问题。如果说，一些中小型企业出现在名单里面，不太让人意外的话，本应有着规范制度、良好治理机制的三大运营商，也频频上榜，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而且，从上榜的情况看，这些被列入不良名单的，并非都是运营商层级较低的公司。例如此次公布的名单中，中国移动南昌分公司赫然在列。而在上一批名单中，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的列入，也显得尤为醒目。一个是省级公司的子公司，一个直接就是省级公司。这样级别的公司，居然也能进入“不良名单”，让公众大跌眼镜。

　　三大运营商作为国企，又在电信行业中处于基础地位，本应是行业的定海神针。它们如果能主动做好守法的表率，积极保护消费者权益，那么将推动整个行业形成健康、规范的经营文化，遏制电信消费中的种种乱象。相反，它们的下属公司若成为违规的先锋，那么将给整个行业树立恶劣的示范，让电信业难以摆脱劣质的经营文化，带给消费者更多负面印象。

　　“不良名单”属于行业黑榜，在一般人印象中，一旦上榜，理当是严重的问题。然而，有些运营商似乎一直较为淡定。自家下属公司一而再、再而三上榜，有的运营商迅速整改，然而，有的运营商却似乎无动于衷。

　　有关部门公布“不良名单”，本意是通过舆论，借助公众的监督，倒逼违法企业整改问题和完善管理。让黑榜随着互联网“广而告之”，这样的工作创新值得肯定。

　　但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比较笼统，公众对详细的违规行为缺乏了解，就难以找到明确的监督抓手，其实是弱化了舆论的影响力。

　　公众层面对运营商的一些“霸道做法”早就颇有微词，相关的媒体调查、也不少。监管部门在做出处罚决定时想必也是顺藤摸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但目前，监管部门与公众之间在信息层面还缺少呼应。

　　其实倘若借助于“经营不良名单”，进一步详细披露企业的违规行为，既是对违规者更严厉的问责；对于公众而言，也是一种维权的借鉴。公众需要类似的信息，来对违规行为保持敏感和监督。

　　电信“经营不良名单”，频现三大国有运营商，这个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作为相关企业，当知耻而后勇，严肃内部管理，加大对进入“不良名单”的下属企业的问责，做到以儆效尤。作为监管部门，也要积极扩展“不良名单”制度的效用，真正实现“不良名单”的制度初衷，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净化电信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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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应当明白：自由贸易、对外开放、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节约交易成本、国家、市场和企业的关系，等等，一直是17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理论与政策的代表作。

　　如今，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趋势遇阻，但技术的进步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与财富重新配置不可避免。

　　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换句话说，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

　　经典的贸易理论不仅经得起时空检验，更因其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往往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已有研究显示，其实中国基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对外开放实践，与亚当•、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经典贸易理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吻合。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记•货殖列传》和《淮南子•齐俗训》就已经用“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对类似的经济学逻辑给出了凝练表达。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代宗师胡寄窗先生曾在其英文著作《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中对中西经济思想的互通之处给出了理论和逻辑上的阐述。

　　可见，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自由贸易与对外开放，亟待有实力参与主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而中国作为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负着推动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其实是与不断完善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而关于市场经济的全球认知，尽管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标准，经济理论上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认识也分歧极深，对于到底存不存在市场经济标准的问题也不时存在争论。

　　但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的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有其内在的社会秩序，即一整套关于市场竞争的行为准则。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的反映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些具有共性的认识，包括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化；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企业的成本是否真实；贸易条件的公平程度；金融参数合理化等。其核心问题在于：从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上判断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市场准入及市场定价的自由程度；企业行为的自主程度等。

　　今年五一出行有多火？一句话：买到火车票都不一定能挤上车。5月1日凌晨，多名网友通过网络发文称，手握车票却无法上车。

　　采访得知，网友反映的问题涉及5022次列车途经站淄博火车站、K8372次列车途经站南京火车站。铁路部门回应称，由于出行乘客大量增加，很多短途乘客及无票乘客上车后补票，甚至直接“强行”坐到目的地，导致车辆百分之百超载。为了列车运行安全，只能为后续乘客全额退票。

　　由于一些人“买短乘长”，让正常买票的乘客无奈退票；先上车再补票者的权益反倒高于了提前购票者——这样的结果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公众的预期。

　　按照规则，乘客购票，意味着双方签署了服务协议，铁路部门理应按照票面标示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而“买短乘长”只有在满足正常购票者的需求之后，有余票时才能接着乘车。也就是说，正常购票者权益应优于“买短乘长”者。

　　当地铁路部门放任“买短乘长”者占座，为正常购票者退票，做法实在不妥。因此，即便南京铁路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要为购票乘客安排后续出行，但其仍有责任赔偿乘客的相关损失。

　　这种赔偿责任，也会形成一种倒逼，从而敦促铁路部门在出行高峰期来临前做出更合理的预案和更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在节假日有必要进一步增大运力，大程度满足民众的出行需求。

　　另一方面，在高峰期验票的要求应该更严格而不是放水。其实越是乘车高峰，铁路工作人员就越应该坚持原则，而不是任凭“先来后到”的土规矩影响正当的权益排位。

　　尤其是运力已无法承载后续旅客时，首先应该做的是清查“买短乘长”的旅客，敦促其按要求的站点下车。如果这些人还有乘车需求，也不妨联系当地车站工作人员，为他们安排后续列车，妥善解决他们的诉求。但优先保证的，无疑应是正常购票旅客的出行。